中西文化交汇促进了翻译行业发展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对进一步传承世界文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和世界文化通向多元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钱钟书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以及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具价值的思维形态是开放性和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以全球化视野，采用平视的姿态，既注重对“客体性”的了解，又强调“主体性”的能动发挥，落实到“主体间性”的价值取向，谋求中西文化交汇，进而取得一种视界融合。他把古今中外许多重要的智慧因素捉置并处，在辩证的思维中将历时的发展序列转变为共时性构成。
钱钟书的博学为译文的翔实、准确提供了保障，也为各种学术话题的互动交流搭建了平台。早在1940年代的《谈艺录》中就大量涉及西方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应该算是现代西方文论在新中国译介开先河的手笔；1970年代的《管锥编》更是大量原文引用现代西学的前沿知识，而其中有许多在新时期纷纷涌入国门，并逐渐为大家所认可。钱钟书的做法无形中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引入，他的尝试与努力事实上成为197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来自中国大陆方面唯一的强劲声音。
钱钟书在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践操作中，一方面大量吸纳现代西学的成果，通过自己的阐述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有关论断的桎梏，没有拘泥于西方阐释学理论关于语言即存在、语言即本体之类的玄言思辨，而是深具卓识地将中国传统训诂与阐释学理论相融合，突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艺美学标准。借助翻译，钱钟书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了整个文学领域，探索了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和 “文心”，而且为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际整合、译介研究等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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